城市空间组织的立体化以及功能的复合化与综合化是高密度城市形态的发展趋势,当前的城市设计实施与管控在“降速—提质”发展理念下,也面临着从“二维平面”向更精细化的“三维空间”转变的挑战,这种转变促使我们更加系统性地思考“立体城市”。回应“十四五”规划“加快数字化发展”目标和“推行功能复合、立体开发、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发展模式”的要求,需要基于中国高密度城市的建设特征,从二维的土地利用转变到三维的空间使用视角,探讨立体城市空间的建构与管理机制、空间使用绩效、公共空间品质、步行系统连续性等问题,通过运用定量化测度方法与可视化表达来辅助高密度复杂城市空间认知。本期邀请专家学者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
在主题文章部分,庄宇、陈杰的文章回顾了全球城市建设演进的四条线索,梳理了立体城市的发展进程、动因和谱系,对中国当代高密度立体城市的建构特点和发展趋向进行了探讨。晴安蓝、谢如意的文章对一系列城市设计和交通发展理念进行了背景梳理与内涵界定,从行程时间的角度重新思考城市设计与交通规划的目标与价值取向,以及城市多中心发展趋势下所隐含的多元化交通标度。西德斯·卡卡尔等人的研究以香港沙田新镇为例,调查了使用三维步行网络得出的可达性指数、香港最近开发的可步行性评分系统,以及表明步行偏好的实际步行流量水平之间的双变量相关性。张灵珠等人的文章以上海和香港两个典型高密度城市为案例,从交通组织、功能布局、空间使用三个维度15个指标构建基于多源数据的高密城市轨道交通站域综合绩效评价体系,以期为高密度城市轨道交通站域的规划政策和实践提供支持。王浩锋对深圳福田中心区的立体步行系统进行了研究,试图通过对复杂空间系统的局部与整体关系的分析,为中心区立体步行系统的现状诊断和方案评估提供一个研判视角。言语等人基于公共空间品质与可达性验证,对轨交综合体基面公共空间的容积率奖励条件进行了研究,以期通过轨交综合体立体基面面积的容积率奖励导控来促进城市设计与空间品质。王桢栋等人的文章运用沉浸式虚拟现实环境中的可视化叙述偏好法,对使用者在不同场景中表现的立体绿植空间使用偏好进行了定量化测度,提出了综合测算方法,将立体绿植空间在消费者心理维度的效用纳入经济效益计量,并基于此为城市综合体立体绿植设计优化提供导控。
研究致力于以轨交综合体立体基面面积的容积率奖励导控来促进城市设计与空间品质。拟合以公共空间品质因变量建立包含可达性、室内外基面公共空间面积等自变量在内的等值法模型,帮助轨交综合体实现接驳导控。首先,立体基面累加的总公共空间面积、总公共空间容积率被验证为可补足容积率、密度导控的指标。其次,可达性影响了室内-室外基面公共空间面积因子间的面积奖励比例:当整个基面可达性参数小于室外的1.221倍时,接驳不足以支撑水平发展的开发,较推荐配套奖励立体室内基面进行垂直发展,以抵消过多室外基面公共空间的负面稀释,可根据拟合聚类所得的1.7、14.5两档比例进行奖励。同时,研究发现整体基面可达性大于室内基面的0.763倍时,地块面积大小不再对空间品质有促进作用,即不能过度依赖室内接驳,这时如盲目增大地块面积会产生负面效应,需通过增加总公共空间容积率来弥补尺度过大的问题。
存量优化发展之下的高密度城市中,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立体步行体系以多基面标高接驳的形式贯穿于轨交综合体建筑的室内外,成为了高密度地区城市开发机制、弹性调控的重点。[1]这是因为它能促进集约紧凑发展,解决存量优化中人车矛盾、城市碎片化问题。[2]而这种立体的基面公共空间在中国尚未计入面积奖励导控。
日本《东京城市景观发展促进条例(2003年)》中指出,轨交高密度地区可根据“城市再建方针”整合公共设施、步行空间、零碎地块;而《东京都高度利用地区指定基准》则在容积率补贴方面,将开放空间、综合体室内公共空间,以及各种福利设施都统一到奖励的置换标准之中。[3-5]
目前,中国针对轨交综合体多基面公共空间能以何等规模标准、何种公共物品博弈方式计入博弈与导控,还少有实证支撑。奖励政策中的面积奖励首先与规模和分布有关。立体的基面公共空间作为公共物品,在激励性区划(inventive zoning)语境下有“置换价值”,可体现在以下分布特性[6]和公共空间规模配置特性[7-8]中,对此亟待整合研究:
(1)公共空间的规模特性:存量优化设计语境中,公共空间作为一种“与私有资本争夺的资源”具有规模特性。[9]
(2)公共空间的分布特性:综合体基面嵌入步行系统,“本身即分配资源的方式”[8]所具有的连接特性,需要科学地在三维网络中测度。
(3)一般区划博弈中的公共空间规模以面积数值作为基础,分布为其属性,如若支撑实践则需整合研究。
规模特性研究划定了轨交站域室内外基面公共空间范围,并统计、验证其规模。徐磊青、卢济威等首提公共空间系数、密度等概念描述基面公共空间规模,以开放时间划分类型计算站域室内外公共空间供应。[6]袁铭按各类公共空间面积占各类分母面积的比例计算,统计站域内街头广场、步道等面积。[10]徐磊青等提出公共空间系数与公共空间容积率,计算方式为各级公共空间面积/轨交综合体总建筑面积,包括天桥和室内基面。[11]郭志滨则从高密度环境城市空间室内化的角度,定义地块中被地铁、天桥、地面等接驳的连续综合体室内层为室内基面公共空间,并比对其不同类型规模的比例和停留的关系。[12]言语参照密度与开发量,提出公共空间供应系数描述规模在不同分母下的相对关系,并提出空间的“量”对“质”的影响问题。[13]以上规模因子都尝试了行为学角度的活力、空间品质验证。此外,律穹等针对综合体地块提出“正空间占比”等影响空间效益的供应计算方式。[14]徐宁则定义了公共空间率的计算,并用“规模与配置”的适配性与优化问题来描述规模议题的拓展,因为作为步行系统的面积供应也以长度方式体现,从而影响通勤距离甚至路网结构。[15]
故开发规模的博弈与导控必然会影响空间质量,也会影响公共空间的活力,其配置问题将影响城市形态与土地使用效益。
轨交综合体基面公共空间测度建模多进展于以depthmap与sDNA为空间句法计算平台的研究,并对增加室内、立体网络部分前后的差异多有考虑。如皮泊尼斯(Peponis)等基于轴线图(axial map)的亚特兰大桃树中心(Peachtree Centre)研究,将室内立体网络与外部街道网络分开比对人流拟合差异,以“可识别度”(intelligibility)指标讨论公共空间的室内外隔阂。[16]庄宇、吴景炜等通过sDNA参数的改建前后比对,预测了徐家汇轨交站域天桥系统带来的流量提升。[17]张灵珠等发现香港中环地区加设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后的人流验证能提高0.35的相关系数。[18]
以上研究均凸显了通过“立体-水平”“室内-室外”比对研究基面嵌入整体网络的分布问题,有助于识别并解决城市孤岛与碎片化、公共性丧失等问题。
整合性研究中,“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TOD”)公共空间议题多见于房产的空间研究,采用价格特征模型(HPM)线性拟合作为房价影响因素的开放空间、可达性等因子。其中空间品质是自变量而非评定性因变量。如阿萨贝雷(Asabere)利用宾州集群住宅房价数据发现了开放空间对中心区的溢价推动,但在低密、边缘郊区,更多地面空间带来的效果却是负面的。[19]此外,科林(Kling)等通过HPM法线性拟合了区划法政策视野与角度下集群开发住宅价格机制中的开放空间因子。[20]巴塞洛缪(Bartholomew)等则剥离了可达性,实证地研究了受公共空间等社会福利设施单独影响的房产增值。[21]通过线性拟合建模获得的因子系数比例大大影响了激励性区划评级系统。
以上面积多牵涉开放空间、室内私有公共空间等,而不是基面公共空间,和内地城市基面公共空间的研究导向[2,6,23]更接近的,还是同样密度极高的日本城市和中国香港。表1列举了日本东京的面积置换案例,其中功能设施导入、地铁接驳通道、商业功能面积、地下公共空间不仅都获得了不少的容积率奖励,还会影响相邻地块的大小,并导致地块合并,关乎城市形态的整合与连接。
因相关文献的房产研究较多,以价格导向为重,然而拟合的核心仍在于相等价值观衡量下的多因素比较,如陈隆等对海口市开放空间价值评估就比对了“使用价值”与“价格”。[24]拓宽到“价值”会有更多的讨论空间。类似地,顾昆鹏采用不同地方发展权价值变化来均一化HPM线]王莉莉则采用政策激励系数来进行因子系数均一化,[26]他们都有考虑到价值多元性导致的价格折算。故容积率、面积转移的拟合研究的核心仍在比例系数的价值解释上。而目前置换研究还缺少公共空间的活力、品质相关的等值法扩展。
[23]、沈中伟等的“山地城市与平原城市”[27]、卢济威等的“立体基面”[28]“立体化的地面”[29-30]等研究对基面的修辞,其原初定义即来源于立体化可达价值。据此分类,周涛根据接驳位置将其分为地下首层化、屋顶首层化、多层首层化。[31]故基面公共空间可以看作这些楼层规模的立体化叠加与多方接驳。
[32]布坎南(Buchanan)早期提出的解决人车矛盾的立体城市、立体交通概念,就包含了其系统性诠释,即一个连续的行为系统。[33-34]卢济威等则将其定义为一个整合的公共服务设施与相应活动基面。[28]活动基面、行为系统重塑了土地资源、商业资源、城市形态,并提升了活力与品质价值。
[35],艾伦(Allen)、谭峥对毯式建筑[36]、毯式城市主义(Mat Urbanism)[30]等的理论修辞之下,步行基础设施、流动地形成为基面的关键词。它除了以台阶扶梯消除高差对人流运动及视线的阻滞之外,还功能性地导入了流动的游憩与多义的活动空间。如李·斯蒂克尔斯以FOA事务所的横滨港项目、UN Studio与巴尔蒙德(Balmond)合作的阿纳姆中央换乘站(Arnhem Central Interchange)的流动空间为例,指出这种空间脱离了静态的占用,随机而又持续地触发了更多的空间挪用(appropriation)。[35]这种对可供性的促进符合扬·盖尔(Jan Gehl)的公共空间触发偶发使用理论,[37]但它更多诉诸坡道、扶梯或者台阶座椅与地形的整合。
[38-39]。而亚洲高密度城区虽无明显的城市蔓延(urban sprawl),却表现为密度过于两极化导致的外部“公共空间孤岛”隔阂。[8]王桢栋、胡强等在沪港两地综合体sDNA立体网络比对中,发现去掉综合体网络后的香港案例受影响更大,以此说明“开放网络形结构”、多层接驳对更大高差、高密度香港的重要性。[40]城市活力分布是否只收拢于室内商业是重要的公共性问题,它阻止了商业边际效益向作为城市公共用地的室外公共空间溢出。徐磊青等实证了基面连接并不必然弥补大开发中高架上穿下行、宽马路带来的人车矛盾,设计不利则导致徒增高差、过渡不畅。[8,41]叶季如、肖俊雯也指出目前立体步行体系发展过于孤立与碎片化的现状。[42-43]必须要避免为了解决人车矛盾创造出更多的高差过渡不畅与封闭巨构。
[44]如林奇(Lynch)的“失落空间”[45]、雅各布斯(Jacobs)的“线]、张宇星的“资本剩余公共空间”与“零度公共空间”[47],也都是在描述这种资本开发中因失败被弃用或过度挪用的现象。而比上述外部的衰落更严重的,是欧美学者所描述的“站点邻近开发”(Transit Adjacent Development,简称“TAD”)现象[48],它是公地和开发的“双输”。然而,欧美学者批评TAD症结多着力于不够高密度和混合,亚洲TOD公共空间却毗邻着极高的密度。它多出于因规模配置不合理导致的过大和过度集中,[7]以及界面的封闭。当配置不匹配其能级支撑,开发上便产生整体性荒废,[49]导致不仅无法获益,还饱受大流量交通的负面影响。[50]3 研究思路与问题
与上文对应,卢济威等认为市政工程在介入城市时虽然非常强势,但在做好工程之余是有可能同时处理好其塑造的
。根据迪特玛尔(Dittmar)和博蒂察(Poticha)的研究,在TOD项目必须实现的五个主要目标中,包含两个重要维度——价值收回(value recapture)和场所营造(placemaking),并提出要解决节点和场所之间的紧张关系(resolution of tension between node and place)[51]。故以空间正面清单等值抵消负面清单应成为等值法中因子比较的参考。正负面清单可总结为以下两点:(1)基面接驳正向影响了步行流量及其规模支撑,从而影响了规模尺度感与活力,但流量与规模过度发展则产生空间品质负面效应。
(2)基面接驳正向影响了地形高差及界面,从而影响了连续性与可供性,界面封闭则产生公共活力的负面效应。
进而根据文献评述与前述思路,可以提出以下层次的研究问题:出于提升空间活力与品质的目的,室内外基面公共空间开发,能否作为容积率奖励的条件?其控制要素是什么?
到场(site attandance)流量数据可以普遍地表征空间品质与使用偏好。[52]它可包括数量、访问率[53]与使用率[54]等。快照法(snapshot)调研能对到场行为数据进行收集,并在其中考察步行活动类型占比。占比更能消除流量的影响以强调空间品质。譬如田然以动静活动占比分析了环境活力与步行友好程度;[55]王志强等以步行活动类型占比来评价景观的服务拓展及其品质;[56]王彬以社会、文化、商业、小坐驻足占比来研究公共空间品质与满意度;[57]张赢月通过驻足、穿越、就座、社会行为占比来研究广场公共空间活力;[58]李书颀以停留率调查了微空间城市活力。[59]综上, 因变量选择非商业停留比率,作为检验地块基面公共空间变量的指示剂(indicator)。
、徐磊青[8,11,13]、袁铭、庄宇等[2,10]、律穹等[14]的经验,采用地块为导控的最小单元;亦出于间接地反映邻近地块、站点接驳条件的目的,将轨交站邻近或者有接驳的地块综合体内外接驳地面、人行桥、地铁等基础设施的连续楼层面积定义为室内基面公共空间面积,赋值到地块上。按照此定义原则相应将地块开放空间(POS)包括连续台基与楼梯、地形在内的空间定义为室外基面公共空间。两者统称为室内外基面公共空间(图1)。
均匀选取基本覆盖客流量数据大、中、小层级的上海11个轨交站域地铁站邻近的33个综合体地块作为研究样本(图2),对室外基面公共空间、室内基面公共空间分别进行快照法现场取样并统计(图3)。快照法取样行为活动类型分为商业停留、非商业停留(社会停留、文化停留、休息坐靠)、通行人流。调研在平日、周末各一日,共两日16轮,分别在早10点至晚8点间的4个时段取样,每个时段两轮。
以非商业停留率作为公共空间活力导向的品质指示剂,其计算方式为非商业停留量/总人流量。
、徐磊青等[8]的建模范围,选取轨交站域闸机口500 m半径范围内综合体、基面与地面网络全域建模,参数选择参考古恒宇TPBtA[60]对角度流量模型BtA 的标准化,反映穿越型活动潜力,并消除不同站域规模大小影响。分别取样本室内外基面公共空间TPBtA 的均值(Mean)赋值到地块上(图4)。4. 11个站域sDNA参数TPBtA_500的计算结果
以非商业停留比例相关指标采用对室外基面(UBout)、室内外基面整体(UB)两个范畴分别统计的方式来验证自变量集。按照文献中对基面公共空间负面清单的分析:
(1)孤岛化与碎片化:室外失去活力,取用室外基面公共空间的非商业停留率(NCSRatio_UBout)检验对孤岛化与碎片化的影响。
(2)开发整体的“双输”:取用室内外基面的整体停留率(NCSRatio_UB),即在总公共空间面积中的停留率。
(1)正负关系:属于负面影响与正面影响的因子比例等值换算,并鼓励用过度闲置、资本剩余的负资产因子换正资产因子。
(2)皆为正:体现以某一比例同时产生增益,其比例可以为实践提供配比参考,也可以理解为损失其中一规模因子需要另一规模因子以因子系数之比的倒数的比例补上。
相比(2),(1)更贴合激励性区划的逻辑。开发和活力都为正值,不存在皆负拟合。
等值拟合前先进行变量相关性检验以建立对变量的基础认知。如表2所示,将传统地块及公共空间指标(A)、文献中提及的地块基面公共空间面积指标(B)
、基面公共空间系数指标(C)[13]、地块基面公共空间可达性指标(D)[8]输入相关性检验中,其计算方式如表中所示。依照前述文献评述中的指标整合需求,将整合性指标(E)也计入相关性分析之列。表2. 传统地块及其公共空间、地块基面公共空间面积、可达性、基面公共空间系数、可达性整合指标和因变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表示相关性系数在0.0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双尾检测),*表示相关性系数在0.05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双尾检测)
如表2中的A系列与B系列指标对比,传统指标中仅有地块面积对基面整体的非商业停留率有显著正相关(0.352*),甚至产生不显著的负相关数值。作为对比,地块基面公共空间面积供应中,室外基面公共空间面积(POS)与两个验证指示剂都存在显著相关性(0.381*,0.364*),更能反映室外停留性正向引导;另外,总公共空间面积则与基面整体的非商业停留率有显著正相关(0.353*)。而表2中C系列基面公共空间系数指标全部没有显著性。
综上,相关性检验对比证明,相比传统的建筑面积、建筑密度等指标,地块基面公共空间供应面积(B)指标与室内外基面公共空间的品质相关度更高。但室内基面公共空间面积对两项停留率都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只导控TOD接驳的面积规模对室内外品质的影响不明显。并且,基面公共空间系数指标(C)虽然也没有显著性,但相比同属面积规模相除逻辑的建筑密度与开发强度,相关性数值至少为正。此两者间的对比对指标的整合具有参照意义。
如表2中的基面可达性指标(D)与传统地块及公共空间指标(A)都没有与两个验证指示剂发生较好的显著性相关。只有基面的整体穿行可达性指标TPBtA500Median_UB与基面的整体停留率仍取得了0.387*的相关性。以相乘的方式整合传统地块及公共空间指标(A)、基面可达性指标。
在可达性整合的基面指标(E)选取的指标中,总公共空间面积与基面可达性指标TPBtA500Median_UB在整合前就已有显著性相关,整合后呈现了更高的相关性。相比之下,室外基面(POS)与室外基面可达性指标TPBtA500Median_UBout整合后的指标仍然没有产生显著相关,足见轨交地块接驳对人流量供应的重要意义。地块面积作为原来就和基面停留率指示剂有显著性相关的指标,在整合基面可达性TPBtA500Median_UB之后产生了显著性相关,但和室内基面可达性指标TPBtA500Median_UBin整合后的数值更高。从此处室内可达性的整合失效可见,接驳在地块面积大小作为规模属性的支撑方面有其限度,仍然需要整体的可达性提升(TPBtA500Median_UB所代表的基面整体可达支撑)。
分别以室内外基面公共空间的停留率指示剂为因变量,以表2中的各系列指标为自变量,采用步进法多元线性回归建模。发现没有可达性的整合参与(E),多元方程难以成立。加入整合指标后,有解释性的模型如表3所示。
以室外基面非商业停留率(NCSRatio_UBout)为因变量,如表3所示,模型1公式为:
从因子正负可知,室内基面公共空间的供应与设计是可以正向影响室外空间品质的,而室外基面公共空间面积的正负影响则需依据其因子计算结果而定。故提取公因式可得:
即,当整个基面的可达性参数大于室外的1.221倍,拟合中室外基面公共空间面积的系数为正。反之,如果小于室外的1.221倍,则室外基面供应对室外公共空间品质有消极作用,产生负面效应,需要抵消。
以基面整体非商业停留率(NCSRatio_UB)为因变量,如表2所示,模型2公式为:
故针对可达性指标TPBtA500_Median而言,接驳处于可达性领先地位的室内基面的中位数不能超过整个基面中位数水平的1.310倍,否则公式中地块面积的因子系数为负,地块面积所代表的规模属性将对基面整体的空间品质产生负面影响,即可达性对大开发产生发展过度的伤害。这和调研陆家嘴地区步行过远的冗长体验相符。尽管它有多方接驳,垂直办公楼高塔之下,步行体系却因地块规模过于水平延展。针对多个地块的城市设计导控应鼓励削减地块面积,并建议将其置换为每个地块中室内外基面公共空间面积的增加。
如图5,以式1、2中因子系数为依据计算出置换比例分出4个象限,图中x轴为根据室外基面公共空间面积在式1中因子系数比例所得每平方米室外基面公共空间面积置换的室内基面公共空间面积;y轴为根据地块面积在式2中的因子系数比例得出的每平方米地块面积置换总公共空间容积率。图中红轴为0值线. 置换象限图(案例根据y轴聚类显色)
如此,第1象限为推荐以空间既存负资产换正资产。可发现大部分案例要么是超大规模的地块(环球金融中心等),要么是开发较为滞后、接驳较少的商业(力宝广场等);第2象限为鼓励置换总公共空间容积率,但不鼓励置换室内基面公共空间面积,多分布着接驳层较多的案例,其中兆丰广场尤其建议增加总公共空间容积率指标,和现实中缺乏基面公共空间接驳设计的情况相符。大部分案例都处于这两个区间。
推荐置换是有可达性阈值的:保持室外基面公共空间面积不变时,室内基面公共空间面积对室外基面公共空间品质有正面影响,但室外基面公共空间面积的影响正负需要根据基面整体可达性支持而定,可达性支持足够为正,不足时则为负(基面整体<1.221×室外基面,在不考虑陆家嘴级别的城市地块发展时则为小于1.384×室外基面),推荐用既存负资产置换正资产。
按照x轴的沃德法聚类分析,最多可被分为5档置换面积力度,根据类簇所在质心的横坐标判定,分别是-28.7、-9、-1.9、1.7、14.5,根据前述讨论,推荐的置换比例为后3档。同理可得y轴分类,每平方米地块面积可置换的总公共空间容积率有6档,即-0.004、0.004、0.008、0.014、0.021、0.03,推荐的置换比例为后4档。
室内基面公共空间的置换需求体现了建筑在地形、接驳意义上的重要性。它既是资源分配方式又是待分配资源,嫁接了城市和建筑的关系。这和欧美TOD公共空间理论相比,既有继承又有差异:如图6左侧所示,卡尔索普(Calthorpe)所提出的TOD公共空间具有“水平布置”“圈层核心”“面积供应”的规划设计属性,
6. 卡尔索普的同心圆TOD公共空间与亚洲高密度立体室内外基面公共空间(图表来源:图1、图3~图5:作者自绘,图2:来源于参考文献[8],图6:改绘自参考文献[61-62];表1:来源于参考文献[3,23],表2、表3: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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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3年第2期 解码立体城市:复杂城市空间量化认知 言语、徐磊青、刘珩、夏正伟《轨交综合体基面公共空间的容积率奖励条件研究:基于公共空间品质与可达性验证》,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2] [法]晴安蓝、[马来西亚]谢如意 著、崔敏榆 译.从多中心城市到15分钟城市:城市设计和交通的标度:步行、等待和骑行 [J]. 时代建筑,2023(2):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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