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公海赌赌船官网欢迎您日本住宅由平安时代的寝殿造向江户时代的书院造发展变化。本文首先概观了既有研究成果中对两者的认识，之后笔者从“墙体空间”和“柱子空间”的新视角阐述了从寝殿造向书院造发展的过程。笔者认为平安时代的贵族住宅吸取了为举行仪式使用的柱子空间，后世为了把柱子空间的大空间分隔成若干小空间而发明了“遣户”（推拉门），而纸推拉门、透光推拉门窗等的普及导致寝殿造住宅转变为书院造住宅。

　　追溯日本宫殿及住宅的历史时，可以发现其间发生过巨大变化。而“寝殿造”及“书院造”便是根据这些变迁而命名的分类概念，它们由江户时代的考据学家泽田名垂命名，在他的著作《家屋杂考》（1842年）中首次出现。对于江户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居住的住宅与平安时代的文学和绘画里描绘的贵族住宅十分不同。《源氏物语》中描绘的贵族住宅由被称为“ 寝殿”“对屋”等的建筑单体构成，而江户时代的住宅则与之不同，由被称为“书院”的房间构成住宅建筑群的中心，并以此命名。此外，《源氏物语绘卷》（图1）里，住宅利用垂帘、屏风等活动的软隔断划分卧室等单独的生活空间，但江户时代利用推拉门与木质隔扇来划分房间。“寝殿造”和“书院造”就是为了说明这些住宅的不同点而形成的分类概念。又因为平安时代的贵族住宅的中心殿舍是寝殿，因此被称为“寝殿造”；而江户时代的武士住宅的中心房间是“书院”，因此被命名为“书院造”。

　　以往为了说明这两种住宅样式为何不同，曾有学者提出“寝殿造”源于古代的贵族住宅样式，而“书院造”是从农村住宅中发展起来的武家住宅，即认为它们有着不同的起源。但这种说法在其后的研究中已经被否定。太田博太郎在他的著作《书院造》以及川上贡在他的著作《日本中世住宅研究》中分别阐明了从寝殿造到书院造的历史发展过程（表1），可以说通过这两项研究充分地论证了从寝殿造发展到书院造的学说的正确性。

　　比“寝殿造”更早时期的原始住宅形式又是如何分类的呢？太田博太郎在其著作《日本住宅史》（1951 年成稿）中提倡将原始住宅分为“竖穴住居”与“高床住居”（干栏式住宅）两种体系，即根据住宅的室内生活面（指一层室内地坪）是自然地面还是架高的木地板做分类标准，分为两类。太田认“竖穴住居”是北方体系的住宅，而“高床住居”是南方体系的住宅，两者有着不同的起源谱系，并继而阐明从“高床住居”发展到“寝殿造”再到“书院造”的历史变迁过程，并指出这些住宅是统治阶层的住宅类型，同时论述“竖穴住居”发展为普通百姓的住宅体系。

　　最初，为了说明平安时代的贵族住宅和江户时代的武士住宅之间明显的区别，而出现了寝殿造与书院造的两种分类。因此对它们的定义也多通过寻找两者区别入手，阐述各自的特征。例如，堀口舍己总结了寝殿造与书院造各自十三个特征，并指出“上述（指书院造的特征）是根据与寝殿造的对比而得出的结论”，说明堀口根据两者之间的比较而归纳了各自的特征。

　　而太田博太郎在其著作《书院造》中，首先介绍了堀口舍己的定义，之后重新定义了寝殿造及书院造。对寝殿造，太田引用了平安时代《中右记》的记载“如方一町家左右对中门廊等哀备也”进行定义，对书院造，则利用了江户时代的书籍《匠明》里的“主殿之图”（图2）对其进行定义。可见，太田主张必须从与寝殿造和书院造同一时代的典籍中寻找它们各自定义的依据。同时，太田指出“主殿之图”刊登在当时的木匠技术书籍《匠明》之中，说明它是具有普遍性的例子。而且，这个“主殿之图”不但与1601年建设的园城寺光净院客殿的平面大体一致，还有几个其他类似的例子，因此太田判断可以把这个“主殿之图”视为书院造完全形成之后的标准样板。笔者也赞同将《匠明》中的“主殿之图”视为书院造的完成像。但是太田对《中右记》中指出了寝殿、对屋、中门廊的平面构成的记载的过度重视，导致了错误的导向。这样的论断让包括笔者在内的后来的研究者在很长时期都持有“寝殿造中最重要的课题是建筑的平面布局”这样错误的印象。

　　太田博太郎的《书院造》不但重新定义了寝殿造和书院造，也较为详细及具体地阐明了从寝殿造到书院造的变化过程。太田主要从书院造的主室即“书院”室内的特定装饰构件（即上段、床之间、棚、付书院、帐台构）如何完成格式化，以及寝殿造时主殿周围的“庇”如何衰退导致住宅平面发生变化——这两个现象入手，阐明了从寝殿造到书院造的历史变化。对于这一变化的背景，太田分析这是接待客人的空间独立分化，即住宅功能分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寝殿造中被称为“出居”的待客空间完全从寝室、“常御所”独立出来而形成了书院造。

　　平井圣提出了与太田的不同分类方法。平井提议把寝殿造向书院造变化的过渡阶段的一个形式定义为“主殿式”。平井认为，在《匠明》的“主殿之图”的平面中，南面设有对外的待客空间，北面则设有寝室、起居室等私人生活空间，住宅功能还没分化。因此他认为待客空间与生活空间各为一个建筑单体完全分离、只有待客空间排成一列的住宅形式出现的17世纪中叶，才是书院造得以完成的时代。像寝殿造的主殿那样，待客空间和生活空间前后并列的平面形式，平井主张另划一类，称为“主殿造”。也就是说，平井将太田定义的书院造再细分为主殿式和书院造两种。如果只从平面形式与功能分化的观点来看，平井的说法也可以成立，但从主室的“床之间”等客厅程式化装饰构件以及下文后述的空间观点来看，没有把书院造再细分为主殿造和书院造的必然性。

　　本来建筑的功能分化并非只因建筑空间的历史性变化而产生，也会因为同一住宅所建的建筑单体数量的不同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只拿功能分化和平面形式作为考察标准进行建筑样式分类的做法并不恰当。

　　笔者在题为“日本住宅的历史”论文中提出，概观日本住宅历史时以建筑空间的形式为依据将住宅建筑划分为两类的看法。笔者认为，人类建造的房屋可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外封闭的两种空间形式——用墙壁或门窗等构件将内部与外部隔断的封闭空间，或者重视内外空间的连续性而不设墙壁等围合体的开放空间。而住宅作为以抵御外敌、保护生命财产为目的的建筑类型，一般被建造为封闭空间。与此相对，开放空间往往被用于举行庆典仪式，同时使用室内与室外空间进行庆典仪式。日本古代宫殿建筑的仪式空间，即是开放性的柱子空间。所以笔者推测，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住宅“寝殿造”吸收了古代宫殿仪式的建筑空间形式，使得开放式空间变为日本住宅的原点。而为了能够表达封闭空间和开放空间的特性，笔者提出将前者命名为“墙体空间（隔断内外空间的连续性）”，后者命名为“柱子空间（重视内外空间的连续性）”。以下以这两个概念为基准，概观一下日本住宅的历史。

　　在考察尚未受到中国寺院建筑和宫殿建筑直接影响之时代的日本宫殿建筑时，今城塚古坟出土的“家形埴轮”群倍受关注。今城塚古坟被认为是6世纪初继体天皇（当时因还没有“天皇”的称谓，称之为“大王”）的坟墓，在其总平面规划区内壕沟的内堤向外突出部位出土了大量的“家形埴轮”。虽然“家形埴轮”有所破损，但因在原本埋藏的位置破损，所以不但可以复原其形状，其平面位置关系也得以复原。这些“家形埴轮”值得注目的重要之处是它们表现了大王宫殿里对应各种功能的多样的建筑空间。例如，在最外侧被推测为是宴会场的区划里，发现了应是宴会会场的建筑，它们是具有开放性柱子空间的“家形埴轮”（图3），而在内侧被认为是大王住处的位置则发现了被墙壁包围的、封闭式的“家形埴轮”（图4）。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在大王的宫殿里，对应居住和举行仪式的不同功能，分别使用了“墙体空间”和“柱子空间”的不同空间形式的建筑。

　　同样地，在平安时代的《年中行事绘卷》中描绘的平安宫的大极殿（图5）也是前面开放的“柱子空间”建筑。近年来在平安宫遗迹的原址上复原重建的大极殿也依照绘卷中的样子，在南面完全不设墙壁或窗户，形成开放性建筑。另外，还有一个实例是九州太宰府的都府楼正殿。从这栋建筑的础石形状可以判断，在它的南面不设窗户或者墙体，是完全开放性的建筑。由此看来，日本古代举行仪式用的宫殿以及官厅的正殿都是重视与南面庭院的空间连续性而设计为“柱子空间”的建筑，这与中国的太极殿等宫殿正殿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后者由门扇等构件围合，只有在仪式庆典时才将门扇打开，制造出与南庭的空间连续性。日本从中国引进了瓦屋顶、础石和斗栱等建筑技术从而建造了奈良时代的宫殿，但与此同时，奈良宫殿也继承了古坟时代大王宫殿宴会厅的开放性空间，建造了与中国宫殿的正殿不同的“柱子空间”的宫殿空间。

　　另一方面，即关于奈良时代的贵族住宅的建筑平面和空间构成的相关资料虽然不多，但根据正仓院文书复原了藤原丰成板殿，其正面中央有三扇门，背面中央的一间是门，左右均为莲子窗（直棂窗），此外均为木板墙，可以说其内部空间是由门扇、窗户和板壁围合出“墙体空间”，板壁四周附设开放性的“庇”（图6）。此外，从《万叶集》中的和歌“推开心爱女子睡觉处的木板门，走进去，握住她的美丽的手”，以及词曲“右边这首写在白纸上，之后悬挂在墙壁上”等描述，可以理解为当时的住宅内部空间是由向里推开的木板门或能悬挂和歌纸幅的墙壁围绕起来的、内外空间明显隔绝的闭锁性空间。

　　也就是说，在奈良时代之前，开放性住宅还不存在，“柱子空间”的建筑只可见于举行朝贺、宴会等仪式的宫殿之中。

　　那么，古代宫殿中开放性的“柱子空间”是如何引入到贵族住宅中去的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有必要首先确认古代宫殿空间和仪式的对应关系。根据平安时代初期编纂的记载着宫廷仪式的书籍《内里式》（821 年）可知，天皇出席的宫廷活动中，根据仪式内容的不同分别会在大极殿、丰乐院、武德殿、内里以及神泉院5个地方举行（表2）。

　　表2 821年完成的宫廷仪式书籍《内里式》中记载的仪式及会场（川本制作）

　　但是，根据《六国史》、《类聚国史》等文献确认举行宫廷仪式的场所时可以发现《内里式》中所记载的原则只在编纂了此书的嵯峨天皇时代（809-823 年）被遵守，到了下一个天皇的时代就逐渐地不再按此原则行事，转而各种仪式都改为在内里举行。从九岁即位的清和天皇（858-876 年）之后，除了登基大典之外，天皇都选在内里举行各种仪式（表3）。

　　（注：笔者根据《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类聚国史》整理而成。左第一列为天皇名，各场所与天皇名栏没有交集处表示天皇未参加；〇代表宴会召开之事得到了确认；圆圈内数字为宴会召开日与记载日不符时的实际召开日期；× 代表确认了没有召开宴会的地点；（大）为“大尝祭”。）

　　这种仪式场所的变化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因为内里是天皇居所的一部分，所以官位在5位（品）以上的贵族才被允许出入。这样，原本可以参加在大极殿举行的朝贺以及在丰乐院举行的七日宴等，官位在6位以下的官员们，则从此无法列席宫中仪式。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开始在大臣府邸举行正月大宴。正月大宴是太政官的最高官员主办的面向太政官官员们的宴会，6位以下的官员也可以参加。向宴会提供的奶酪和甘栗等是天皇的下赐之物，作陪酒宴的主要人物是天皇的儿子们，即亲王们。从这些情形来看，虽然大臣是正月大宴的主办者，但天皇和皇族们密切地参与操办正月大宴。这样，对于无法继续参加宫中宴会的下级官员们来说，天皇及皇族也参与操办的正月大宴是对他们的补偿，反过来说，这也是在大臣家操办正月大宴的目的之一。最终，正月大宴也逐渐演变为与宫中宴会规格相当的宴会，举行宴会的空间也开始模仿宫中的宴会场。在贵族住宅的正殿即寝殿里，引入了举行宫廷仪式的开放性的“柱子空间”。更为具体而言，即在天皇居住的内里中作为宴会场的紫宸殿成为了举行正月大宴的大臣府邸里建造寝殿时模仿的原型。在寝殿造中，称为中门廊的南北廊以梁间跨度为一间的单廊形式环绕南庭，而东西栋之间则建有梁间跨度为两间的“渡殿”和跨度为一间的“透渡殿”（图7），前者与平城宫内里的回廊是同等性质的空间，后者也与平城宫以及平城宫内里的过廊形式（图8）相通。根据以上特征可以判断寝殿造的空间形式来自天皇内里的紫宸殿建筑群的空间形式。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寝殿造起初就是为了举行宴会而建造的面向南庭的开放性建筑，反过来说，在最初建造的时候并未考虑过居住功能的要求。因此如何在这开放性柱子空间中居住，变成了寝殿造最大的课题。寝殿造住宅的居住使用情况可在画卷、《类聚杂要抄》等资料中收录的“指图”中得知。图9是在平安时代后期成文的《类聚杂要抄》中收录的展示寝殿造中寝殿室内礼仪的“指图”。这张“室礼”表示着搬家时室内装饰的情况以及家具等生活用品的摆设情况。这幅图值得关注之处是在寝殿（住宅正殿）里共设有三处居所（寝室+起居室），一处在主屋（殿身），两处在“北庇”。在主屋（殿身）的居所还写有“四面悬挂帷帐”的注解。意为在开放的空间摆放寝台，在旁边摆放御座，再将此主屋处居所的周围挂上称为“壁代”的白色帷帐，亦即在寝殿造的柱子空间中利用帷幔创造出一个虚拟的白色墙壁包围的房间。换言之，利用“壁代”这样的帷帐在“柱子空间”里创造供居住使用的“墙体空间”。因此，适用于寝殿造的“柱子空间”的适宜的居住空间形式并不是主屋处的居所，应是设在“北庇”处的居所。

　　寝殿“北庇”里的两处居所，都占据了“北庇”柱间的二间跨度。其中，铺设了两张南北向榻榻米的空间作寝室使用，铺设了三张东西向榻榻米的空间则作为居室使用。图10是根据《类聚杂要抄》里东三条殿寝殿“指图”以及同书中第四卷登载的东三条殿住宅的家具铺设清单以及家具尺寸，复原了的寝殿室礼图，并通过绘制成轴测图进行图示。图11是图10“北庇”居所部分的放大细部图。把图10和图11与《源氏物语绘卷》里描绘的横笛（图12）以及柏木二的场面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基本一致，比如“庇”和“孙庇”（搭在“庇”之外围的“小庇”）交接处的木地板高差都是一个枋木的高度，以及“庇”和“孙庇”之间悬挂帷帐围合出居所空间等。《源氏物语绘卷》中横笛的居所是这栋住宅的主人夕雾夫妻居住的地方，柏木二也是对住宅主人柏木病卧在床的情形的描绘，所以可以认为这些绘画里表现的居所设在寝殿“北庇”的情况，应该是当时贵族住宅中普遍存在的居住方式的写实性表达。因而可知，寝殿造中的居住空间是在为举行仪式而建的柱子空间里利用帷帐、帘子、竹帘等软隔断的方法，围合分隔出来的小空间。

　　在寝殿造的开放式的柱子空间中，适当地利用帷帐、帘子、屏风和直立纸壁之类划分空间，随着这些空间的位置逐渐固定下来，开始发明一些至今未曾有过的小木作室内装修构件。其中一种叫做“押障子”（图13），即嵌在两柱之间的木框纸屏板，现在京都御所的紫宸殿里的贤圣障子就是遵守了这个传统的遗物。顺便说明一下，贤圣障子于中央和左右共三处在固定格子门上安装了可以进出的小门。紫宸殿的贤圣障子被认为出现于9世纪末，那么，可以推论“押障子”（固定格子门或窗）也于这一时期诞生。第二种叫做“遣户”，它的做法是在两柱之间上下增设木枋，并在木枋上面、下面分别做出两道平行的凹槽，将纸门的上下边框嵌入凹槽，而左右可以推拉，因名“遣户”。做两道沟槽是为了使两扇门可以错开位置，互不影响地自由推拉。“遣户”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0世纪末成书的《落窪物语》中，因此可以推测“遣户”发明于10世纪后半叶。之后，在贵族住宅中作为分隔空间的小木作装修构件迅速地普及起来。比如在11世纪前半叶成书的《源氏物语》中，就有对源氏与他爱慕的女子空蝉再次相会的中川纪伊守家的描述，写到空蝉的寝所用格子门做间隔墙，并有上锁的门钩。同时，描写故八之公在宇治（现京都附近的地名）的府邸为“推开透光的纸推拉门，能毫无遮拦地看到美丽的天空”，可见双槽推拉纸门窗被广泛用于下到中下层的贵族府邸、上达隐退后皇族们的郊外别墅中。

　　图14表现的是13世纪前半叶近卫殿里“三间四面卯酉屋”婚礼时的室礼，从该图可见卯酉屋的主屋（殿身）被推拉纸门隔开，分为南北两部分，前后各自都设有寝室和起居室。最后一次在贵族住宅中举办正月大宴是在1167年，此后不再举行，因此大臣家也不再需要可以满足正月大宴要求的宽敞空间，反而为了适应安装起分隔墙作用的纸推拉门窗和竹帘等，建筑平面也变成了每间都设柱子的“总柱式”平面，并逐渐成为主流。

　　“遣户”（双槽推拉门）的普及致使日本的住宅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遣户”通过左右推拉门户来开门和关门，这就要求拉手的位置一定要接近门板的重心，同时门板本身也必须做得轻巧，即一定要比前一时代靠门轴旋转的门板更轻小。在平安时代的画卷出现过的“鸟居障子”（图15），为了安装推拉门，在柱间水平联系枋的下面另设了“鸭居”（带有凹槽的枋木，即有门板上轨槽的横木）。这意味着建筑结构需求的大尺寸与根据人体尺寸制作的“遣户”的小尺寸之间的高低差，通过这根“鸭居”来调整。此外，为了方便安装推拉门窗，以往以10尺为标准间距的柱间距也开始变短；也是为了便于镶嵌推拉门，住宅内的木柱从圆柱逐渐变为方柱。

　　上文介绍过13世纪前半叶的近卫殿卯酉屋既用纸推拉门也用竹帘等软隔断分隔空间，而到了14世纪初，各种画卷里出现的都是用室内装修构件围合起来的单独的房间（图16）。用室内装修构件分隔出单独房间的概念大概在这一时期成立，这是寝殿造住宅中不曾有的新现象。

　　在这里首先介绍一下描绘建筑室内情景的绘卷《慕归绘词》。《慕归绘词》初版绘于1351年，随后10卷全集中有2卷遗失，到了1482年，遗失的2卷得以补全。初版卷与补遗卷之间相隔约130年，这一时期日本住宅史上发生了几项重大的变化，而初版卷与补遗卷中对室内景观的不同描绘，正好反映了住宅建筑的时代变化，因此它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如后文所述，太田博太郎发现初版卷中的住宅室内没有叫做“押板”的构件，而补遗卷中出现了，因此太田推测“床之间”的前身“押板”正是在前后卷之间的时期诞生。在这里，笔者想提及同是这一补遗卷中的四扇推拉门（图17），这种四扇连续的推拉门在其前不曾出现，而无人关注这一现象。在补遗卷以前的众多绘卷中，有许多表现了使用室内装修构件分隔房间的绘画，其特征是每间都有立柱，在相邻柱子之间安装两扇推拉门。然而，在这个补遗卷的绘画中，第一次出现了中间无柱、横跨房间全跨度的四扇推拉门。在前一时期的房间中，即使把推拉门全部摘掉，每间都有的柱子还是会阻碍房间之间的空间连贯性，而后者则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就像绘卷中所表达的那样，把中央的推拉门向两侧打开，就可以增强相邻房间的空间流动性，而把四扇推拉门全部取下后，就可以把相邻的两个房间变成一个连续的大空间。

　　在寝殿造住宅的适合举行仪式的大空间里，人们通过使用屏风或者纸推拉门等室内装修构件把大空间划分成适于日常生活的小空间；而在如今这一时期，住宅的常态是用室内装修构件分隔出众多的小房间的集合，因此为了创造大空间，需要把房间之间的可拆卸的装修构件摘掉，把小房间连通为大空间，以及通过摘取建筑装修隔断，增强室内与室外庭院空间的连续性。笔者认为从寝殿造的大空间中围合出小空间的历史阶段，转变为完全相反的、即从小空间通过去掉间隔构件来创造大空间的历史过程，正是寝殿造向书院造发展的转换期。

　　在考察书院造何时诞生的问题时，必须要确认和式主室后方设置的“床之间”（前身为“押板”）、“违棚”（错位高低壁架）之类的室内预建装饰构件是何时形成的。关于这些问题，太田博太郎在他的著作《书院造》中已经研究得十分彻底，所以在此做一介绍。

　　太田考察和室的规格化预建室内装饰构件时，确定了五个关键构件，即“押板”（后世的“床之间”）、“违棚”“付书院”“帐台构”和“上段”。并分别搜集了这五种构件的文献史料和绘画资料，逐一对其诞生时间及原因进行了探讨与说明。例如，以《慕归绘词》中的场面（图17，图18）为根据，推测“押板”是为了在挂画的墙壁前摆放花瓶、香炉和烛台等而添加的相当于桌面的构件；太田发现镰仓末期的画卷中在窗台边添设了预建的固定书桌（叫作“出文机”，图19），因此判断“付书院”始于镰仓末期。同样地，太田找到被称为“二阶厨子”或“二阶”的木板架家具就是“违棚”的萌芽，“帐台构”也是先在被称为“帐台”的寝榻出入口处开始预建推拉门而最终成为固定化的形式。也就是说，后世和室的固定化预建装饰构件大多源于对那种家具的需求，之后规格化，形成一套固定的装饰构件。

　　寝殿造以后的日本统治阶级的住宅因为基本结构是“柱子空间”，所以像上述那般在柱子与柱子之间摆放家具是很容易的事情。前述连续空间诞生的依据是《慕归绘词》补遗卷，从那里能够找到现知最早的“押板”的形象资料，所以可以推测连续空间以及和室的预建室内装饰构件最迟在15世纪后半左右已经得以确立。

　　对书院造得以确立的室町时代的将军府邸，进行了最为深入研究的是川上贡。根据川上的研究，室町将军邸中不但有大空间的寝殿（居所，非卧室，图20），设在其后方的会所和常御所则是利用纸推拉门等围合出来的小房间，并且有“押板”“付书院”和“违棚”等预建装饰构件，说明在将军府邸里寝殿造与书院造并存。室町将军府邸里建寝殿的原因是为了在将军府邸里举行以祈祷镇护国家为目的的佛教仪式。

　　其实，室町时代将军府邸中的寝殿还有另一个用途。与寝殿配套建设的“中门”和“公卿座”，分别起着贵族专用的玄关（门厅）和等候室的作用。虽然室町时代的大名B 拥有很大实权，然而他们的身份地位比起贵族却低很多。因此，有必要在空间上把贵族和大名分隔开，防止二者混同一处造成尴尬状况。在将军府邸中，贵族在西四足门和西中门廊进入，在公卿座等候，而大名则从东冠木门进入，在“远侍（诸大名出仕所）”集合等候。将军举行会见仪式时，贵族和大名从各自的等候场所移动到被称为会所或“对面所”的地方集中，将军则从日常生活空间即被叫作“常御所”的地方移动到“对面所”。图21是上述关系的图解。

　　太田博太郎在对书院造进行说明时使用的《匠明》里的主殿平面图，可以说是室町将军府邸平面构成的缩小版。主殿平面图里在主殿东面的中门和“公卿间”，与室町将军府邸的中门廊和公卿座（两者与寝殿配套建造）对应；主殿平面图里南面两个连续着的房间可以当作会见客人的和室客厅，再后面的房间是主人日常起居的“御座所”。也就是说，所谓主殿是把室町将军府邸里的中门廊和公卿座、对面所和常御所这几部分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集中的平面形式。主殿一反室町将军邸中寝殿造和书院造并存的空间形式，去掉了原有的寝殿空间，至此可以说是书院造从寝殿造完全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住宅类型的完成型。

　　主殿平面里为了会见客人用的“ 主室”与“次之间”里的室内装饰构件，变成后世的日本住宅建筑里反复使用的装饰构件。其中一例就是二条城的二之丸御殿。

　　二条城的二之丸御殿在16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之前建造。又在1626 年，为了迎接后水尾天皇巡幸进行了大改造。在二之丸御殿里，不只在举行会见仪式的大广间采用了“主室”“次之间”的平面形式，并且室内建造了“上段”“押板”“违棚”“付书院”和“帐台构”，其他空间，如作为宴会场使用的黑书院、作为将军寝室与御座所（居室）使用的白书院，以及远侍（护卫所）的“敕使之间”，都采用了同样的空间构成方式，且以上五项装饰构件齐备。可见，“主室”“次之间”的平面形式以及和式预建装饰构件的手法与建筑物的功能无关，被反复地重复使用。

　　近世民居的情况也是如此。和室客厅由设了“床之间”的主室（有些还配有“违棚”与“付书院”）和“次之间”组成。这种日本上流阶层使用的和室客厅形式最先传到需要接待武士上层人物的村长家里，之后普及到一般民居。这意味着配备了预建装饰构件、由主室和“次之间”构成的两室式空间构成已经成为从寝殿造发展而来的书院造的不可动摇的程式化形式。

　　接下来，以二条城的“二之丸御殿”白书院的“一之间”（图22）为例，对书院造的室内设计特征进行了总结，具体可以列举出以下五点。

　　1）主室里设有“押板”（床之间）、“违棚”、“ 付书院”和“帐台构”等和室预建装饰构件。

　　第二点特征中提到的贴纸障壁指在细木条龙骨上贴纸——纸张是推拉门也用的纸（上面有绘画）——做成一枚纸板再嵌入柱子等的做法。在二条城，枋木上方的小面积墙壁也是这种贴纸障壁。“押板”和“违棚”的部分墙壁也使用这种纸板壁，所以说书院造的室内空间就是在方形木柱和水平枋木构成的垂直与水平相交的框架上贴满各种纸质壁面的空间形式也不为过。

　　随着书院造的连续二室型的平面形式和室内装饰意匠的定型化，人们开始探求与书院造截然不同的空间与设计意向，因此创造出新的日本建筑。16世纪末，千利休创造的草庵茶室便可以说是其中最早的例子。

　　日本固有的“侘茶”专用茶室建筑，创立于15世纪末，当时的茶室建筑尽管不是主室和“次之间”连续的二间式空间，但也使用推拉纸门（不透光纸门）、障子（透光格子门）和贴纸障壁围合房间，同时有书院造和室客厅装饰构件中最具特征的“床之间”以及“缘侧”（面向庭园的木平台），因此此时的茶室建筑还没有摆脱书院造的模式。相对于这种状态，千利休利用土墙和窗户建造了“墙体空间”的茶室。在书院造住宅里，主室和“次之间”里的“床之间”前面的座位为最上位的座席，依次按照社会身份地位来决定其他座位。而在茶室里，围绕着火炉，根据茶室主人和宾客的关系来决定座位顺序。茶室里根据主人、客人的关系决定空间秩序的做法，超越了书院造住宅中按照社会身份秩序安排座位的束缚，是茶室建筑最大的特征。可以说千利休有意识地对比地使用“柱子空间”和“墙体空间”的手法，来体现空间秩序的根本性差别。比如，用土墙和把墙壁龙骨架露出来的“龙骨架窗”取代书院造里的贴纸障壁和推拉纸门，对进入茶室的方式也做了彻底的改变。在书院造里，推开“缘侧”的透光格子门进入茶室，而千利休设计了从土地面的空间即“土间”弯腰钻进叫作“躏口”的方形洞口这种全新的方式，代替书院造里进入茶室的方式（图23）。最后，室内使用的木柱、条檩等特意采用使人们能联想起原木的圆形木材，并且保留木材表面的树皮等自然状态，以代替书院造住宅里的人工加工了的建材。

　　从千利休的茶室开始，利用土墙和保留树皮的“面皮材”的设计手法不但在茶室，在书院造的空间设计里也逐渐被采纳。而室内设计采用了茶室风格的书院造住宅被称作“数寄屋造”。

　　书院造住宅中设有和室预建装饰构件的主室和“次之间”二室连续的空间形式也被导入民居，这一房间被称为“座敷”，即和室客厅。这是因为作为官吏的武士常常到访，所以村长家有必要设置接待和留宿来访的武士的房间，因此需要建造与武家住宅中的“座敷”，即和室客厅相当的房间。民居的“座敷”里，身份最高的武士坐在“床之间”前面的上座，其他人根据社会身份秩序来决定座席的位置。

　　另一方面，民居里继承了竖穴住居的房间内设有火塘的空间。在这个火塘空间里，一家之主坐在能看见“土间”正面的位置，其前面是火塘，这个主人的位置叫作“横座”，家人和客人则围坐在火塘两旁。这个空间以一家之主为中心，根据家庭秩序来决定座位的位置。与前述茶室的情形相似，近世民居的这个火塘空间是与书院造住宅里的和室客厅“座敷”中的社会秩序相对峙的家庭秩序决定的空间，所以此处也寻求与书院造不同的设计意匠。

　　例如，在18 世纪后半叶建成的旧奈良家住宅（图24）中，和室客厅“座敷”由有“床之间”“付书院”的上座敷和“次之间”的中座敷构成，这两个房间四面均设水平枋木，并由推拉门和透光格子门（障子）围合，用薄板材的“棹缘天花板”遮挡了屋顶的上部结构。总之，民居中的和室客厅设计意匠特征可以总结为用高挑细长的梁架结构和贴纸围墙构成了轻巧空间。与此相对，与这个客厅并列的以火塘为中心、叫作“奥艾衣”的家族空间则不使用枋木，而是用比客厅的枋木高度低50厘米的“鸭居”环绕房间，在“鸭居”凹槽里嵌入厚重的木板门，天花板为竹条编制的形式，其下再设井字状的檩木，展现了木构造强劲的力度以及木材本身的美，与相邻和式客厅的书院造的设计意匠形成鲜明的对比。

　　寝殿造在被引入贵族住宅和一部分的武家住宅后就不再有新发展，而书院造作为“柱子空间”的住宅样式被确立和定型化，并普及到一般民居之中。但是，正因为书院造的形式不容易被打破，所以日本住宅建筑开始从茶室和民居中寻求创造的机会，创造新形式，形成与书院造住宅截然不同的空间设计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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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本重雄. 日本住宅中的样式概念：“寝殿造”与“书院造”[M]. 包慕萍，译//王贵祥.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15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3-24.

　　原标题：《拾珍丨川本重雄：日本住宅史中的样式概念：“寝殿造”与“书院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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