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漆艺源远流长，其生产繁荣灿烂，但与漆艺相关的专书却所传甚少。成书于晚明的《髹饰录》正是迄今所见唯一一部得以流传至今﹑关于中国古代漆艺的独特文本。中国美术学院青年学者何振纪的新著《漆法乾坤：髹饰录八讲》日前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何谓髹饰”切入，剖析了《髹饰录》的版本和文本，并讨论了如何由《髹饰录》指导漆器鉴赏、如何发展漆艺髹饰学。本文节选自该书。

　　今天在关注中国漆艺史的研究领域里，《髹饰录》已经成为了一部几乎无人不知的著作。这部诞生于明代，由安徽新安漆工黄成所著作的小书，经过浙江嘉庆西塘的漆工杨明作注后，曾在明末的江南地区流行，但在清代却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之初，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钤正在着手搜罗包括“髹饰”在内的、与“营造学”相关的各种资料时，从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著述中得识这部名为《髹饰录》的明代漆艺专书有手抄本在日本流传，于是朱启钤写信求索，由此,这部在中国失传已久的漆艺奇书得以传回母国。

　　有关《髹饰录》诞生的具体时间一直不是十分确定，这与该书的作者黄成的信息也十分鲜少有关。但从注释者杨明在序言中所署的信息“天启乙丑春三月”可以明确，《髹饰录》的诞生与完成最晚不超过明熹宗朱由校在位的第五个年头（1625）。根据同是明代人的钱塘（今杭州）人高濂在其《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论剔红倭漆雕刻镶嵌器皿”条中所记：“穆宗时，新安黄平沙造剔红，可比果园厂，花果人物之妙，刀法圆滑清朗。奈何庸匠网利，效法颇多，悉皆低下，不堪入眼。较之往日，一盒三千文价，今亦无矣，何能得佳？”由此可知黄成的漆艺创作主要在明穆宗朱载坖隆庆年间（1567—1572）最为活跃，而高濂是生活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的人物，其所谓此前黄成的精妙之作“今亦无矣”，透露出此时黄成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或者不再从事漆艺制作了（图2.1﹑2.2）。

　　从隆庆到天启年间，横跨了近一个甲子，而且从黄成到杨明的空间距离，说明《髹饰录》在江南西南的安徽至江南中心的浙江北部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然而，为何在文献记载浩瀚的中国历史上﹑哪怕只是明代的记录也没怎么提到过黄成以及《髹饰录》呢？长久以来，对于《髹饰录》在中国缺少记载乃至罹陷失传的境地，一直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由于黄成作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工匠阶层不为掌握文本记录权力的上层文人阶级所关注和重视，因而不但黄成和杨明，甚至中国古代众多手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也未能进入到被文献记载的传统中来。把这一解释取向放置于中国古代“四民社会”的等级结构当中很容易理解，但是到了明代尤其是晚明之时却出现了一个新的情景。

　　古代所谓“四民社会”的等级结构——士、农、工、商，具有明显地赋予士人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更高社会地位的目的。早在儒家肇起之时，就已经开始了有关“四民”身份等级与社会责任之间内在关系的建构。从孔子对于樊迟请求“学稼”的批评，及至孟子有关士人“食志”与农人、匠人所事之比较，再到荀子对农人、商贾、百工、士大夫群体所蕴含的内涵等阐述，在早期的儒家“四民论”中贯穿着对“士志于道”的价值认同。从中国社会大历史中的“四民论”出发的确能够比较容易为工匠及工艺记载的缺失找到一个听起来较为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疑点重重。因为工匠的创造是整个社会运转的重要物质基础，故意忽略其存在和影响委实可疑。而且在明代的历史当中，以王守仁提出所谓“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作为标志，也显示出明清之际士人身份已开始突破“学”与“职”的限制。也就是说，“四民论”所长期主导的社会状态在此时已出现了转向。

　　回到黄成及其《髹饰录》的问题上。从结果来看，黄成在后来的文本记录中名不见经传，而《髹饰录》最后也在中国失传了。以致到了20世纪初，博览群书﹑学识超群的朱启钤亦未知有黄成此书。如今所谓《髹饰录》最晚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在中国失传的观点，其来源主要是今见最后提到黄成的 《尖阳丛笔》一书。该书的作者是乾隆（1736—1796）至嘉庆年间浙江著名藏书家吴骞，其记谓：“元时攻漆器者有张成﹑杨茂二家，擅名一时。明隆庆时，新安黄平沙造剔红，一合三千文。”当中没有提到《髹饰录》，并明显与《遵生八笺》中的漆器名工描述相类似，由此可以想到其时《髹饰录》大概已经失传了。

　　事实上，就结果而言，说《髹饰录》失传了不是十分准确。因为《髹饰录》只是在中国失传了，却有着手抄本传播到了邻国日本，《髹饰录》也因此得以流传了下来，使得今人有机会得识其记载内容。《髹饰录》被传播至日本，并得以保存下来，这自然与日本自古对中国物质文化以及漆工艺知识的珍视有关。另一方面，这当然也正好处在明代诞生了《髹饰录》并得到传播的情景下，与中日之间在当时的文化传送﹑经济往来以及人员接触所共同形成的机遇有关。

　　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由来久矣，而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崇拜和吸收自汉唐以降便变得日益频繁，尤其是到了宋元时期东亚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畅通。到了明代之时，尽管官方的来往由于各自国内的情势以及海上倭患等原因而浮浮沉沉，但总体上民间的私下来往却并未停止，甚至还得到不断推进。在经过1592年至1598年的“万历朝鲜战役”（朝鲜称“壬辰倭乱”，日本称“文禄之役”）后，尽管明朝海禁依旧，但随着17世纪初年倭患得到控制，海禁开始松弛，沿海的民间贸易得到了迅速的恢复。《明史·日本传》称：“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在日本方面，丰臣秀吉于庆长三年（1598）去世后，丰臣家五大老（大名）之一的德川家迅速抬头。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受封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开创幕府，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图2.3﹑2.4）。

　　江户时代初期，中日之间较为太平。虽然明朝对于与日本恢复官方贸易态度冷淡，但德川幕府态度却十分积极。故而即使海禁还在，明末从中国开往日本的商船已可直接进入日本进行贸易。而日本则在庆长十四年（1609），由萨摩藩主岛津家久率兵攻破琉球，并俘虏了国王尚宁，实际控制了琉球。随后其派遣日本人混杂在琉球的朝贡队伍里与明朝通商。而且在日本控制琉球之后，明朝依旧承认琉球对明朝的朝贡以及臣属关系，日本于是加快了借助琉球恢复与明朝通商关系的相关行动。庆长十八年（1613），德川家康再命作书托琉球转交明朝，要求恢复勘合贸易。然而，明朝并未接到此信，因而日本亦无收到回复。但是随着明末私商出海赴日贸易者日益增多，国内亦出现了撤销海禁之议（图2.5—2.8）。

　　此时，明商对日贸易获利极大。在江户时代之初，德川幕府要求其时自西方而来的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只能在长崎进行贸易，荷兰、英国商人仅限于在平户进行贸易，而对来自中国的商人却并无限制。中国商人到达所要去的港口后，互市较为自由，甚至可以访友或投宿。在这种贸易过程中，萨摩的纺津、筑前的花塔旭津、伊势的洞津，逐渐形成人烟辐凑的商埠地，明代中国商船赴日本多半驶往这几处港口。因而这些港口明人居留者甚多，如明人李言恭、郝杰在《日本考》卷二《商船所聚》中说在博多（花旭塔津）“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而《明熹宗实录》卷五十八亦记载天启年间（1621—1627）南居益曰：“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明末天启年间进入日本的中国商船很可能是从长崎靠岸，因为自日本元和三年（1617）六月开始，幕府下令让开到萨摩的中国商船转至长崎港贸易（图2.9、2.10）。

　　图2.10 谷文晁《木村蒹葭堂像》纸本设色 纵69厘米 横42厘米 约1802年 大阪教育委员会藏

　　据目前有限的材料，《髹饰录》如何自中国离开而进入日本，具体情况实难以考究，但从日本流传的《髹饰录》抄本上杨明所作序言所署的时间信息可知，该书离开中国的时间最早不会早于明朝天启五年（1625），而传到日本的时间则最晚不会晚于日本享和二年（1802）。为什么呢？1802年是一位名为木村孔恭的江户时代文化名人去世的日子。木村孔恭（孔龚）生于日本元文元年（1736），幼名太吉郎（多吉郎），字世肃，号蒹葭堂、巽斎（逊斎），通称为坪井屋（壶井屋）吉右卫门。他是大阪北堀江瓶桥北诘的酿酒厂与仕舞多屋（房租与酒株贷款）商人的长子。因其年幼时体弱多病，在父亲的鼓励下学习种植花草树木以调剂身心，并因此而培养出对博物学的兴趣。木村孔恭博学多才，精通汉语以及荷兰语、拉丁语，对药物学、物产学、文学、禅宗等多有研究，对茶道、书画、篆刻等亦表现出兴趣与才华。据传，其在10余岁之时，便能自作汉诗与书画。其在15岁之时父亲过世后继承家业，并继续钻研学问，成为江户时代中期赫赫有名的文人兼画家、本草学者、藏书家、收藏家。

　　木村孔恭，依其号或称之为木村蒹葭堂。木村蒹葭堂为了解《髹饰录》传入日本的过程提供了关键信息。因为在迄今所见流传于日本最早的两个《髹饰录》抄本当中，其中之一便来自木村蒹葭堂。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世称“蒹葭堂本《髹饰录》”（以下简称“蒹本”）抄本的序页上盖有“蒹葭堂藏书印”，说明这书曾为木村蒹葭堂生前所拥有。那么，木村蒹葭堂是如何得到这本书的呢？今见这部抄本上没有显示更多的相关信息。但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存在呢？生活在大阪的木村蒹葭堂是从大阪的书肆中购买得到了《髹饰录》的抄本的。但是该书的抄本是在大阪的书肆抄出还是在长崎却不得而知。而德川幕府自宽永十年（1633）开始实施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人民出国，仅允许唐船（中国船）和荷兰船在长崎港贸易。因此《髹饰录》极为可能是从长崎传至日本。然而，《髹饰录》的抄本是在中国抄去还是有母本抵达日本后被抄出，如今尚无从得识。但目前可接纳的观点是，“蒹本”并非由木村氏抄写或请人抄写。现今同样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另一个被称为“德川本《髹饰录》”（以下称“德本”）的抄本相关信息可资参照（图2.11—2.16）。

　　现见最早的这两个抄本虽然都出自江户时代中期，而且今天同被珍藏在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内，但“德本”要比“蒹本”晚披露，因而在相关研究领域里公开得更早的“蒹本”知名度更高。“德本”较晚公开，导致其较迟受到注意的主要原因是它原本属于日本贵族的私人珍藏，而以“德川”来命名该抄本，是因为该本来自德川家族一桥德川伯爵德川道达。其家族很早便青睐于收藏各种工艺美术书籍，并经年积累而成一批重要相关收藏。在江户时代后期，德川道达搜罗到一本与木村孔恭的时代接近但较“蒹本”抄写更为精美的《髹饰录》抄本。1943年，德川达道的后人，农学博士、政治家德川宗敬将其家族所珍藏的3万多册美术书籍捐赠给了其时的帝室博物馆，其中也包括这部“德本”《髹饰录》抄本，使得该抄本才得以真正公开并开始为大众所知。尽管“德本”抄写得更为精美、错误更少，但由于“蒹本”较早进入到公众视野，并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被传回中国又再度流行，因而使得“蒹本”较“德本”更广为国内外研究者所认识，成为相关研究与实践偏于参考与援引的《髹饰录》主要抄本。

　　从1625年至1802年，其间横跨了一百七十多年，导致许许多多可能的情况或许存在但又难以确定。包括：《髹饰录》诞生之时是否有不同版本存在？这两个流传日本的较早抄本是依据同一个母本抄出抑或其中一个抄另一个？是否是较粗糙的一个抄较精美的一个？甚至其时抄出的抄本就只有这两个吗？诸如此类问题，不胜枚举，也许可以一直穷追猛问下去。

　　无论“蒹本”与“德本”是同时抄出的还是一先一后抄出的，就《髹饰录》传回母国的历程来看，都无法忽视较早进入公共收藏并向大众公开的“蒹本”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和所产生的后续影响。“蒹本”《髹饰录》在木村孔恭去世后，于1804年先流入昌平坂学问所，然后进入浅草文库，最后由帝室博物收藏，即后来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蒹本”早在进入帝室博物馆后不久，便陆续被日本的学者或鉴赏家及漆艺家抄出了多个抄本，这些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衍出的抄本使得“蒹本”在20世纪之初的日本研究者当中传播开来，从而令该抄本成为日本早期《髹饰录》研究和参考的主要依据。其时在日本出现的最具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均参考自该抄本，具有代表性的如日本学者今泉雄作在《国华》杂志上连续刊登的《〈髹饰录〉笺解》（1899—1903）。然而，尽管在19世纪末日本学界已开始发表有关《髹饰录》的研究，但真正引起国人的注意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图2.17）。

　　其时的重要推手便是民国初年赫赫有名的古建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者朱启钤先生。朱启钤，祖籍贵州紫江（今贵州开阳），因而又称朱紫江、紫江朱氏，又因其字桂辛，至其晚年时人称朱桂老，清同治十一年（1872），出生于河南信阳，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及监督，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宣统元年（1909）任津浦路北段总办。1912年之后，又先后出任北京政府陆徵祥内阁、赵秉钧内阁的交通总长。1913年，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因宋教仁遇刺事件而下台，朱氏以内务总长顺位曾暂代国务总理，其后继续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内务总长，并兼任京都市政督办等职务。朱启钤年轻时即爱好建筑和交通，在北京任职期间曾负责重建诸多重要建筑，包括广场、大门等，并在1914年主持北京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的创建，建设中国首个公园，以及建立中国首个博物馆故宫古物陈列所（后并入故宫博物院）（图2.18）。

　　1917年开始，朱启钤参与经营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兴轮船公司。1918年，当选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南北和谈时，出任北京政府方面总代表，赴上海同南方政府代表唐绍仪会谈。在谈判破裂后，返回天津。自此，朱启钤便淡出仕途，完全转向实业活动，开办山东中兴轮船公司及担任煤矿公司总经理，同时资助古代建筑研究并创办中国营造学社。该机构的创办除了跟朱启钤年轻时即对建筑研究有着极大的兴趣外，还与其在出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赴沪途中经过南京时，于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宋代的营造之书 《营造法式》 有关。1923年，朱启钤与陶兰泉对 《营造法式》进行了校对并将之刊印面世。1925年，朱启钤组织成立营造学社，与阚铎、翟兑之搜辑营造方面的佚书史料以及图纸，并且制作模型。在学社搜集各种与中国“营造学”研究相关资料的规划当中，亦包括了“髹饰”一类。虽然朱启钤先生从文献记录中得识五代朱遵度曾著《漆经》，但该书早已失佚，遍寻其线索未果，便转而开始搜寻零星散落各处的古今“髹饰”资料以编成《漆书》。在这个过程当中，朱先生偶然看到日本学者大村西崖所著《中国美术史》中提到了明代黄成所著的《髹饰录》二卷，于是写信求索，从而使得这部在中国失传已久的漆艺专书重回母国（图2.19）。

　　大村西崖，日本静冈县人，生于1867年，1893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1895年受聘为东京美术学校教师，后因与校长冈仓天心发生严重的思想冲突而于1897年退职。1898年冈仓天心辞任校长后，大村氏公海赌赌船官网随即接任该校雕刻科教授、教务科长兼庶务科长，1900年起任东京美术学校东洋美术史教席，成为全世界最早在大学开设“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授。1921年至1926年，大村西崖先后五次到访中国，实地考察中国美术遗迹，并与北京画坛名流陈师曾、金城以及海上画派巨匠吴昌硕、王一亭、唐吉生等有过来往。1901年，大村西崖所著《东洋美术史》一书出版，该书可谓现代意义上涉及“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第一部通史类著作。书中所叙述内容涉及中国、印度、日本，其中尤以中国的篇幅最大。1926年，陈彬龢将该书的中国部分翻译成中文，后以《中国美术史》之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作为通史类著述，其内容以每个朝代为一章，共17章。在内容上，强调“关于工艺之叙述，尤为本书所特别注意之点”，对各个时期的中国陶器、玉器、铜器、漆器、雕刻、砖瓦、文房、织染、锦绫等逐一展开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图2.20）。

　　在述及明代漆器之时，大村西崖谓：“民间之制，隆庆中新安平沙有黄成字大成之名人，其所出剔红，可比果园厂，其花果人物之刀法，以圆滑清朗，称赏于人。大成虽业漆工，亦能文字，尝著《髹饰录》二卷，叙述各种漆器之作法，此为中国唯一之漆工专书，天启五年西塘杨明字清仲为之注序，始公于世。”于是，朱启钤先生由此线索得识日本流传《髹饰录》抄本，便联系大村西崖，并从其处得到了东京美术学校从帝室博物馆抄来的“蒹本”《髹饰录》的复本。在收到该本后，朱先生阅后为该书几经辗转传抄﹑讹夺过甚感到十分可惜，并且希望能够通过修订使其接近明代原有的面貌。于是，朱启钤先生与大村西崖一同斠校既竟，先复录注旧观，在剔出寿碌堂主人的眉批及按语、增补后，由阚铎校订并以《〈髹饰录〉笺证》之名另附。1927年，朱启钤先生请雕工刻板一共刊印出两百本，该《髹饰录》刻本被称为“朱氏丁卯本”，简称“丁卯刻本”或“丁卯本”（图2.21、2.22）。

　　“丁卯本”《髹饰录》初版后，朱启钤先生把这一版《髹饰录》的其中一百本分贻友好，还有一百本寄给了东京美术学校，以此酬谢对方寄赠《髹饰录》的复抄本。而印刷“丁卯本”的原刻木板收藏在了天津的文楷斋，后来又转让予上海商务印书馆，在装箱南运时，却遇淞沪之战，不幸与涵芬楼同付劫灰。1949年，王世襄先生考察美、加两国博物馆归来，朱先生向其出示所刻“丁卯本”《髹饰录》，并以纂写解说之事相勖。其后历经近十年时间，王世襄先生旁征各种中外文献，博引历代古器，并求教于名工匠师，于1958年完成了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髹饰录〉解说》，并油印了小量寄赠各地文博单位。此后，该书迅速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漆艺研究的最重要作品，不但让国人更加深入了解《髹饰录》这部著作，而且推动《髹饰录》在海外受到更多的关注，甚至带动该书从专业领域走入大众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