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海赌赌船jcjc710桃花坞年画在苏州，盛于清中期;浮世绘在日本，繁于江户时代。尽管有锁国政策，但桃花坞和浮世绘还是相遇了，而且碰撞出不小的火花。本文通过三个方面，漫谈苏州桃花坞年画对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一是苏州桃花坞与日本浮世绘的时代与风格，二是桃花坞年画为何能影响浮世绘，三是桃花坞年画怎样影响了浮世绘。

　　(清) 姑苏万年桥图木版水印纵92.3厘米横53.5厘米〔日〕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桃花坞年画产生于明末清初经济、文化繁盛的江南重镇——苏州，以新兴城市市民阶级为基础。年画在早期多为手绘而成，宋元时期，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手绘年画逐渐被木版印刷年画代替，桃花坞木刻年画也是从书籍插图版画中脱胎而来的。从发展阶段看，桃花坞木版年画有三个不同的时期：清早期从书籍插图向独幅木版年画过渡时期，清中期繁盛的“姑苏版”年画时期和清后期销往农村的民间年画时期。清代中期是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繁盛时期，其以儒雅的画面和清秀的色彩而独具艺术风格，因画铺大部分设在山塘街、桃花坞一带，故名“桃花坞年画”，当时每年出售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达百万张以上。这个时期的桃花坞年画在风格上属于城市风俗版画，代表作品《姑苏阊门图》《三百六十行》等以实际风景为表现对象，描绘苏州当时繁华的市井景象，把宏伟的场面与繁华的城市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些作品线条细腻，设色典雅繁复，形成雅丽巧致的艺术风格，真实地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的思想生活和审美趣味。技法上，这一时期受西画东渐之影响，绘画和制版“仿泰西笔法”，民间艺术中受西方艺术影响并大胆借鉴，桃花坞年画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清后期，随着苏州社会经济的衰退以及石印技术的传入，市民阶级更愿意选择物美价廉的石印和胶印年画，桃花坞木版年画逐渐开始走向农村。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构图、色彩和造型上开始向装饰化方向发展，线条粗犷，色彩艳丽，在内容上多反映吴地民俗民风，如《虎丘灯船盛景图》《端阳喜庆图》刻绘了元宵佳节游虎丘灯市、端阳五月初五划龙舟的盛况。作为江南年画的代表，它是吴地特有的民间艺术形式，深刻地反映了吴地人们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心理，彰显浓郁的江南地缘文化。

　　日本浮世绘是产生于江户时代的市民风俗画，以江户市民阶级为群众基础。1603年至1867年是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在江户建立政权，史称“江户时代”。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市民生活富庶。浮世绘伴随江户的兴盛而兴盛，以表现江户时代市井生活中的人物及其场景为内容，如美女、俳优、歌舞伎、浪人、游侠等市井人物，背景衬以花街柳巷、红楼翠阁、旅游风光等风景名胜。在日本艺术史上，以大胆追求享乐主义和官能主义而独树一帜。“浮世绘”一词，最早见于江户时期带有插图的笔记小说“浮世草子”《好色一代女》。“浮世”一词本意为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这极好地表达了日本封建社会后期德川幕府统治下，日本江户时代的市民阶级文化和生活价值取向。表现市井生活的风俗画，以“浮世绘”命名，显然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清代的民间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为何能影响日本的风俗版画浮世绘?纵观桃花坞年画与浮世绘的发展历程与清代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成就了桃花坞年画与浮世绘的一段缘分。具体说来，桃花坞年画对浮世绘产生影响有三个条件：一是源头渊源，桃花坞木版年画和浮世绘版画都脱胎于书籍插图版画;二是有条件相遇，它们在清代苏州与长崎的贸易中相遇;三是经济文化背景，同样繁荣的工商业经济催生了惺惺相惜的市民文化背景。

　　桃花坞木版年画源于明末清初的书籍插图版画。当时的苏州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频繁，城市发展壮大，新兴市民阶层对通俗文化的需求蓬勃兴起，通俗文学创作活跃，为方便市民阅读，小说、戏曲的插图本空前流行，这些书籍插图版画不仅突破了文字的束缚，而且内容大为丰富。如明代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姑苏顾氏“众芳书斋”刊印的《西厢记杂录》为明代画家唐寅摹画，何钤镌刻，此书被视为苏州插图版画的开端。苏州本地吴派画家的加入，使苏州插图版画的风格自成一派，形成独特的精巧秀美的风格。再看浮世绘，木版插图也是浮世绘版画的形式母胎。宽永年间(公元1624—1644年)日本流行的手绘“宽永风俗画”，以描绘市井享乐生活场景为主，出现性感的美人画，开创了下层妇女入画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随着手绘宽永风俗画的衰落，风俗画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17世纪后半期，正是日本浮世草子(插图小说)适应江户新兴市民阶级的文化需要而大量刊行的时期，受明末清初传入的中国明清版画插图小说的影响，日本的木版插图书也得到充分发展，市民风俗画借助木版印刷技术，开创了广阔的天地，浮世绘风俗版画应运而生。由此可以看出，书籍插图版画是桃花坞木版年画和浮世绘版画共同的源头，是桃花坞年画影响浮世绘的条件之一。

　　幕府统治期间，日本奉行锁国政策，仅允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进入长崎贸易，长崎是日本锁国政策下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而清代初期，政府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宣布开海贸易，鼓励商民到日本从事贸易。此后每年有大量商船进入日本，数量逐年增加，据记载，仅1688年就有193艘商船来往于中日两国，这些商船大多来自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苏、福建一带，在苏州与长崎的贸易中，桃花坞木版年画随着苏州的丝织品来到日本长崎。因此，我们如今看到很多清中期的桃花坞木版年画收藏在日本。此时江户早期流行的“宽永风俗画”正在衰落，而新兴的浮世绘风俗画，需要新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样式。就这样，在以长崎为中介的贸易中，桃花坞木版年画与浮世绘相遇了，这也是桃花坞年画能够对浮世绘产生影响的条件之一。

　　桃花坞木版年画与浮世绘虽然相遇了，但要撞出火花，还需要基础条件，这个基础条件就是二者产生的经济和文化背景必须一致。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苏州获得长足的发展，苏州手工业、商业兴盛，市民阶层强大，市民思想活跃，市井文化勃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和欣赏习惯有力推动着通俗文化的发展，如当时苏州通俗文学的创作就在全国名列前茅，长洲冯梦龙的“三言”、太仓王世贞的《鸣凤记》、昆山梁辰鱼的《浣纱记》等都是深受市民欢迎的通俗文学作品。大量文学作品的涌现，为版画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尤其是桃花坞木版年画中的都市风景、美人仕女题材，是这种儒雅市井文化的代表。总之，清代姑苏深厚的市民风俗文化积淀是桃花坞木版年画产生的沃土。而幕府统治的日本江户时代，幕藩领主把武士、商人、手工业者等聚集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围 —“城下町”，使得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大阪、江户、京都等大城市形成，手工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以工商业者“町人”为主体的市民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町人阶层解放天性，追求自由，思想成熟。町人文化取代贵族、武士文化，包括浮世绘风俗版画在内的大量风俗小说浮世草子、戏曲“歌舞伎”等，就是体现市民社会生活的“町人文化”的集中表现。中国桃花坞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都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工商业发达，市民文化勃兴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这是桃花坞木版年画影响浮世绘的第三个条件。

　　由前所述，桃花坞木版年画对浮世绘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清中期(清中期桃花坞木版年画又称“姑苏版”)这一时期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大量外销至日本，恰巧碰上浮世绘大发展，先期成熟的“姑苏版”给正在发展中的浮世绘版画带来了新的启发。桃花坞木版年画对浮世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对浮世绘木版刻印技法的影响，二是桃花坞年画仿泰西笔法对浮世绘透视技法的影响。

　　首先，桃花坞木版刻印技法对浮世绘的影响。浮世绘在萌芽期“宽永风俗画”时还是手绘技法，尝试木版刻印，是从菱川师宣开始的，他活跃于17世纪后半期，1694年去世。他第一次尝试木版画浮世绘是在17世纪80年代。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宣布开海贸易，桃花坞木版年画随之到长崎，也就是说，菱川师宣在晚期创作中应该能看到桃花坞木版年画作品，只不过此时是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早期，还处于书籍插图版画到独幅版画的过渡中，菱川师宣的贡献就是使得小说插图版画脱离文字，以独幅版画的形式出现。同时在版印技法上，摆脱仅用墨色印刷的效果，开始尝试手绘加色，版画与手绘相结合。继菱川师宣之后的鸟居清信(公元1664—1729年)墨印单幅美人立像已经非常成熟，通过黑白色块的组合对比产生虚实相生的构图。再看桃花坞年画，1740年前后的多彩套色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如此时《苏州阊门图》《双桂轩弹琴》等作品，版幅加大，刻印精美。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前期作品也呈现大量的红印特征，雍正、乾隆时期的“姑苏版”，通常色彩效果富丽而华美，这是由于较多使用朱標色、浅褐黄色和浅草绿，呈现暖色调，与排线灰色调，构成柔和雅致的画面。此时的“姑苏版”多采用墨版套印与敷彩相结合的方式，为了画面效果，有时手工敷彩较多以使层次丰富。伴随这些年画作品流入日本画家群体中，奥村政信(公元1688—1754年)也受到桃花坞年画刻印技术的启发，1743年前后开创浮世绘红印。红印是用红色颜料取代朱丹手绘，再用其他颜料分色描绘。从单色墨印到红印，体现了清代前期桃花坞年画初期的刻印技法对浮世绘的影响。

　　自1765年，浮世绘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红印从1760年起逐渐增加色彩，向多色彩印发展，于是多色印刷版画出现，以十种以上的色彩多次套印，印制的浮世绘版画绚丽多彩，好像织锦一样，故名“锦绘”。锦绘是在红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技法就是以画家为主，雕工、印匠协助共同完成。1760年是清朝乾隆二十五年，这时桃花坞木版年画正是最为兴盛的时期，雕版刻印技法达到至臻境界，此时也是其最为畅销海外之时，可以说“姑苏版”推动了浮世绘刻印技法的成熟。铃木春信(公元1725—1770年)是将红印发展到锦绘的关键绘师，他的魅力在于使用中间色印绘，画面呈现微妙的色彩效果，尤其他笔下的美人画，不仅有大和绘的古典美，而且吸收了桃花坞木版年画中仇英的美人画风格。喜多川歌麿(公元1753—1806年)确立的浮世绘“大美人头”样式，将全身像放大为上半身像，突出美人头部，增加了单色平涂的套色印刷，色彩和结构极为简洁，把多色套印的锦绘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综上所述，浮世绘版画从单色墨印到与手绘相结合的红印，再到多色锦绘的刻印技法这一发展过程，受到了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影响。

　　其次，桃花坞木版年画中大量仿泰西笔法的作品，还影响了晚期浮世绘风景画的透视技法。清中期的桃花坞木版年画中涌现大量全景式风景图，如《姑苏万年桥图》，画面中强调光源照射产生的明暗关系，形成房屋、桥梁等建筑物的阴影表现形式。这种由线及面的构成表现，就是西洋铜版画中排线的方法，使用排线法来表现画面的明暗层次和物象的体积感，是桃花坞年画的“仿泰西笔法”。日本最早接触透视远近法，是通过从中国传来的欧洲“眼镜绘”，奥村政信用西洋透视法创新风景版画，这种新的透视效果的风景版画称作“浮绘”，初期的浮绘仅是用作画面背景。明和年间(公元1764—1771年)受桃花坞年画仿泰西笔法的影响，浮绘出现了独立的大型风景版画，这种大型版画在空间构成、排刀技法和放射性线条上模仿桃花坞年画中的大型风景版画，呈现立体透视的效果，如奥村政信的《座敷游兴图》。葛饰北斋是浮世绘风景版画的集大成者，他的画作不仅有桃花坞年画仿泰西笔法的阴影透视法，还继承了日本名胜画的传统，如《东京名胜概览》。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产生于中日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之际，工商市民文化登上舞台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文化艺术多方借鉴学习中国文化，从唐代遣唐使到历代僧侣东渡，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大和民族艺术的形成与发展，17至18世纪正值康乾盛世，清代文化艺术甚至远播欧洲，桃花坞木版年画在这一时期也传播到日本，影响了江户浮世绘的木版刻印技术和艺术风格，尤其是桃花坞木版年画的仿泰西笔法，促进了浮世绘风景版画对西洋技法的参用。

　　(本文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㊳期，作者系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